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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心学命题及其当代意义,王阳明心学

发布时间:2019-11-01 15:26编辑:王中王动态浏览(155)

    116.王阳明心学

    116.王阳明心学

    王守仁(公元1472-1529年),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和军事家。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是陆王心学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奉祀孔庙东庑第58位。他生于明宪宗成化年间,其父王华,是明朝成化十七年(1481年)状元。他随父移居北京,28岁中进士。1506年,因反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到贵州龙场(今修文县)当驿丞。他到西南少数民族杂居的偏僻山区,在龙场发生了重要的思想转变,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从此背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本体便是理。史称“龙场悟道”。 他的致良知思想包含着促进思想解放的因素,打破了圣人同凡人的界限,在客观上动摇儒家权威的作用。作为中国儒学集大成的一种思想体系,对社会各阶层的人物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流行达 150年之久,远播海外,传至日本,成为显学。

    吴震,1957年6月生于上海,江苏丹阳人。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际儒联理事暨学术委员会会员、中国朱子学会常任理事、日本源了圆国际学会理事。曾任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日本东洋大学访问学者、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COE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外国人研究员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儒家文化、宋明理学、阳明学、东亚儒学。专着有《儒学思想十论吴震学术论集》《当中国儒学遭遇“日本”19世纪末以来“儒学日本化”的问题史考察》《颜茂猷思想研究17世纪晚明劝善运动的一项个案考察》《〈传习录〉精读》《泰州学派研究》《罗汝芳评传》《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等。

    当代新儒家徐复观曾坦言中国文化就是“心的文化”,因此,“心学”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16世纪王阳明便是一位富有原创性的心学思想家,他的思想又被称为“阳明学”,对儒家文化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在中国思想史上,与12世纪朱熹开创的朱子学并列,形成朱熹理学与阳明心学的两大理论高峰,共同构建了孔孟以来第二期儒学复兴运动,史称宋明道学或宋明“新儒学”,对此后的中国思想乃至东亚地域思想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广泛的影响。今天我们重读阳明学的思想学说,重访阳明学的思想传统,对于加深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价值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思想意义。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官宦世家出身,远祖为王羲之,父王华为成化十七年的状元进士。王阳明于弘治五年举浙江乡试,弘治十一年及第进士,后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因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有功,封新建伯,后谥文成,万历十二年从祀孔庙。

    王阳明12岁时,就曾思考何为“人生第一等大事”的问题。他就此问题向塾师询问,塾师的回答是:当然是“读书等第”是人生一等大事,然而,王阳明心中似早有答案,他断然表示读书目的不是为了“等第”而应该是成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圣贤”,其父王华在一旁听后笑道:“汝欲做圣贤耶!”的确,从此后王阳明一生的思想经历来看,成就“圣贤”才是其人生的“第一等大事”,这也是宋儒周敦颐及其弟子程颢和程颐兄弟二人一再强调的“圣人可学而至”这一思想观点的反映。王阳明在晚年提出“致良知”之后,“圣人”概念已发生了“内在化”的转向,它指的不是历史上被称为“孔圣人”的真实人物,而是指内在于人心的良知存在,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本身就是圣人的象征,因此他又有“人人心中有仲尼”“心之良知是谓圣”等着名的学说主张。这种将圣人“世俗化”“内在化”的思想观点,在晚明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每个人都有可能成就理想的道德人格,成为此后鼓舞仁人志士的一种理念。

    但是尽管王阳明“有志圣人之道”,但是对于宋儒所讲的那套格物致知之说却长时间“若无所入”。根据记载,在其十五六岁时,发生了一场“格竹”事件,他当时深信朱子“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道理,于是在其父的官署中“取竹格之”,结果“沉思其理不得”而导致旧疾复发。此后,在27岁时,王阳明又按照朱子所说的居敬持志是读书之本、循序致精是读书之法的说法,重新埋头苦读儒家经典以及朱子书籍,但其结果却使王阳明依然感觉物之理与己之心终难契合,复又病倒。这两次事件对阳明思想的转化与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意味着王阳明对于朱子理学的那套为学方法格格不入而产生了根本怀疑,他开始意识到即便向外求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直至王阳明37岁时,通过“龙场悟道”这场根本的生命体悟,才使他最终解决了心与理如何打合为一的疑问。

    “龙场悟道”是阳明心学得以形成的重要的思想史事件,同时也是王阳明遭遇的最为艰难的一次人生磨难。1506年,武宗皇帝即位之后的政局相当昏暗,朝廷大权被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所掌控,南京有一些科道官因上疏建言而被捕入狱,王阳明为此愤愤不平,于是,上疏要求武宗皇帝“去权奸”,为此而得罪了刘瑾,结果遭到逮捕,被处以廷杖四十的酷刑,随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尽管这是阳明一生的最大一次挫折,然而阳明却以为龙场磨难“最是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反而使自己在精神和思想上有所精进,而龙场悟道便是最好的印证。

    1508年春,王阳明抵达龙场。龙场地处贵州西北的修文县,当地山峦起伏、交通不便,是少数民族群居的地方,对阳明来说,不仅生活环境恶劣,而且语言不通。据载,王阳明当时为自己制作了一个石墎作为暂住之地,每天默坐,以求达到“静一”的状态,并将“生死一念”置之度外,常在心中默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的问题,其实是向自己的内心发问。最终,王阳明在某一夜突然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这就是史称“龙场悟道”的内涵。虽然只有短短的八个字,却预示着王阳明在思想上与朱子理学分道扬镳,开始创建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世界。事实上,这八个字已经全盘托出了阳明学的第一命题:“心即理”。换言之,龙场悟道也就是对“心即理”这一心学命题的根本觉悟。

    龙场悟道次年,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命题,表明阳明思想趋于成熟。虽然当时王阳明还没有拈出“致良知”这一思想口号,这要等到49岁时才正式提出。然而根据阳明晚年的回忆,“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可见,龙场悟道已包含良知思想,只是在理论上建构起一套致良知学说,则尚需一些时日。

    从王阳明的思想经历看,阳明思想是在与朱子理学的思想格斗过程中得以成长发展的。事实上,朱子学与阳明学作为儒学理论,在儒家价值观等根本问题上秉持着相同的信仰及其追求,只是在如何成就自己德性的方法问题上以及在有关心体性体等本体问题上,存在一些重要的思想差异。

    大致说来,朱子理学预设世界的构造是由理气所构成的,理既是自然世界的所以然之故,同时又是人事社会的所当然之则,它代表整个世界的价值、秩序以及规范,而气则是一切存在的物质性基础,人生亦不免受理气两重性的影响。因此,一方面理在心中、心具众理,心具有统合性情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之所以可能的依据则是心中之理;但是另一方面,人心乃至人性又是禀受阴阳两气而生,不仅构成人性中的气质成分,而且也是人心之能知觉的基础,故人又非常容易受到阴阳两气蠢蠢发动的影响,从而容易被物质利欲所牵引,导致人心或人性偏离正轨、迷失方向。因此按朱子理学的一套工夫论设想,我们唯有通过格物致知、居敬穷理即通过学习而明白事理等方法来不断改变自己的气质,克服人心中的私欲倾向,以打通由气的介在而使心与理之间产生的隔阂,并最终通向心与理一的道德境界。这一为学路径可简化为:由“道问学”上达至“尊德性”的实现。无疑也属于儒学传统的一种为学模式。

    然而,阳明心学的核心关怀不在理气论而在心性论,其基本预设是“心即理”,可谓是心学“第一哲学命题”。阳明用一连串的强言式命题“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等来加以表述,而这些看似违背常识的说法,其实正是“心即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其旨趣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旨在表明心与理相即不离、直接同一。按阳明心学的理论设想,心性理气自然打通为一,心即理、心即性、性即气三种说法可以同时成立,心与理并非是相悖之二元存在而是直接的自我同一,作为理的价值秩序、道德规范不是外在性的而是直接源自道德主体。

    那么,“心即理”命题如何得以成立呢?关键在于对“心”字的理解。在中国思想史上,“心”的问题很早就受到关注,早在先秦时代的儒家经典当中就已经出现诸如“人心如面”等说,以为人心是难以捉摸的多样多变的差异性存在,故需要用礼仪规范来加以克制规范。另一方面,人心又具有知觉的功能,具有认识事物的感知能力,也具有引导身体运作的主宰能力。

    但是,按照孟子的思想,人性之所以本善,是由于人心当中有一种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以及善的意志,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有关仁义礼智的四种基本道德心都是人的“本心”作为良知良能的道德本心。阳明心学继承了孟子的思想并加以理论上的发展。按阳明说,心即本体之心,心之本体便是良知,因此心体就是作为本体的道德本心。在这个意义上,心与理都是本体存在,由此,心不再是需要注意规范的工夫对象而是引领工夫的行为主导,也就是说,心不是克治的对象而是克治工夫得以可能的依据。这便是王阳明再三强调“心即理”命题的根本旨趣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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